你噓過張國榮嗎？

為什麼喜歡梅艷芳，而不是蔡依林或楊丞琳？為什麼喜歡張國榮，而不是羅志祥或棒棒堂？當年，一個青少年的選擇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必然的；如果叫他二十歲、三十歲、四十歲時再選，他的選擇仍然不會改變。是的，我花了二十年的時間終於搞清了一個問題：當年我們的那個看似兒戲的追捧偶像的選擇，其實是一個有關文化認同的選擇，甚至是政治的選擇。



他在噓聲中長大





張國榮曾經道出一則軼事：初出道的他，曾在一次戶外演出中把帽子拋給觀眾，結果，觀眾不領情，把帽子拋回台上，並報以噓聲。張國榮，是在噓聲中長大的。然而，這曾經的噓聲，卻成了張國榮的代表性的明證──他總是走得太快，他甚至離經叛道，因此，他總是受到保守勢力的攻擊。

張國榮的獨特性，可以從他跟同期藝人的差異看出來：八十年代初，他跟陳百強是一正一邪的代表；八十年代中，他跟譚詠麟分庭抗禮；九十年代，他跟劉德華形成強烈對比。張國榮出道於七十年代末，當時的男歌星要不威風凜凜扮大俠（如鄭少秋），要不正經八百像老師（如關正傑），要不清純健康像學生（如陳百強），那絕對不是一個讓張國榮施展所長的舞台。然而，在那個所謂＂正氣＂當道的時代，尚未走紅的張國榮卻不掩飾他的＂壞＂。他在電影《烈火青春》中是反社會的叛逆青年，在《檸檬可樂》中是偷嘗禁果的未成年少男；《失業生》是最好的例子，片中，陳百強是正派的乖仔，張國榮是邪派的壞孩子。雖然明知道觀眾最受落乖仔型，但張國榮從不掩飾他的不乖不純。



到了八十年代中，香港經濟進一步發展，文化進一步開放，他的時代來臨了。他高唱他是＂不羈的風＂，他在《儂本多情》繼續演玩世不恭的男人，他創出一種男歌星在舞台上少有的動感，他甚至不怕展示他雌雄同體的特質──某年的台慶，他以一半男裝一半女裝的衣飾一人分演男女角，跳出誘惑的舞步。然而，張國榮仍然不是第一把交椅，在市場上最領風騷的，仍然是形象正派親切的譚詠麟。如果陳百強是好學生而張國榮是壞學生，譚詠麟就是好情人而張國榮就是壞男人。雖然已是天皇巨星，但張國榮仍偶爾難逃被噓的命運，當年的麟迷還叫他＂基佬榮＂

雌雄莫辨叫社會頭痛到了九十年代，半退休狀態的張國榮放下偶像的負擔，演出有更大突破，如電影《春光乍洩》及《霸王別姬》的同性戀者、演唱會中的紅色高跟鞋、歌曲《我》的出櫃意味與《偷情》的大瞻情慾。藉著對性取向的坦然，張國榮式的獨性特更上層樓。對比著九十年代歌影皆紅的劉德華在戲路、形象與歌曲的保守大路，張國榮仍然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頭號壞孩子；劉德華是好男人，是大英雄，而張國榮則是個有點陰柔的同志，一個最叫社會頭痛的雌雄莫辨的人。香港學者洛楓在《禁色的蝴蝶：張國榮的藝術形象》一書中指出，八十年代的張國榮的形象是個以異性戀姿態出現的壞男人，到了九十年代他更是不避諱表現其陰柔特質的同性戀者，他對傳統社會的挑戰晉級了。

為什麼要強調張國榮被噓的往事，以及他曾經在歌壇上的＂二奶命＂？因為，一個突破了他的時代的人，從來都不容易被大眾接受。最接近的例子有梅艷芳，一個＂不端莊＂的女歌星，一時穿男裝，一時是壞女孩，一時是妖女，當時受到不少衛道者攻擊，因為她挑戰了女人的傳統定義。較遠的例子，有美國五十年代的占士甸及馬龍白蘭度，他們在《阿飛正傳》及《慾望號街車》中的形象反叛、不務正業、甚至有暴力傾向，當時也受到不少抨擊，＂教壞細路＂從來是最有說服力的批評。更遠的例子，有十九世紀末在法國出現的印象派，因為畫風顛覆傳統，初期常被人嘲弄，甚至被狠狠地排除於正規的沙龍展覽之外。這些例子說明一個問題：一些真正劃時代的藝術工作者與藝術品，往往都先經過被排擠、被攻擊、甚至被妖魔化。然而，這些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作品。

張國榮的價值，也就在這裡。當娛樂工業旨在迎合大眾，他卻幾乎一輩子都在挑戰禁忌。他當年向台下拋帽子的事件很具代表性：當歌星都要像關正傑正氣凜然在台上唱歌，他硬是要又唱又跳，甚至貿然＂冒犯＂觀眾，該當何罪？他根本就是逾越了一種言行界線。在仍然保守的七十年代，他不走主流路線；在經濟與文化都風雲變色的八十年代，噓聲沒完全離他而去，但他努力地自創舞台與電影形象的新風格；在流行文化回復保守的九十年代，他竟進一步犯禁，公開其性取向並接演多部同性戀題材的電影，並以高跟鞋及長髮等備受爭議的造型在舞台上引吭高歌。


他的壞，改變社會




張國榮的大膽，除了是因他強烈的個人特質使然，也有其時代因素。其時香港文化的開放，與英美日的風潮有關係密切：英國的David Bowie、美國的麥當娜、日本的澤田研二，都用誇張的舞台形象及大瞻的歌詞挑戰傳統，而一一登上巨星殿堂。不像七十年代的約翰連儂直接談政治反戰，他們用的是看似跟政治沒關係的娛樂方式改變社會，那是由七十年代的政治開放結合八十年代的娛樂事業的一股浪潮。當時仍是殖民地的香港，與世界大勢步伐一致。而張國榮，就是個人特質與政治趨勢的美好結晶品。

(《澳門日報》演藝版,4月2日